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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事情很多，前兩天又突然冒出一個愛滋志工研習在5/20星期日。
2012.5.12（六）母親節前夕，廢死聯盟辦了一個記者會：十個哭泣的母親節～為死刑犯鄭性澤尋求再審的機會
這個感想我想了很久，但是因為張娟芬說我們都不太走撒狗血路線，剛好我的專長就是情緒化、煽動民心、撒狗血（這其實不是什麼好事吧），不過其實心裡一直在run一些冷東西，也不知道怎麼會有這樣的落差。
以上是廢話。
其實記者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面對一大群人，兩隻麥克風督在鄭媽媽的嘴邊要她多講幾句話，記者很急迫的想得到訊息，但是鄭媽媽看起來很緊張很焦慮、要說些什麼又不知道怎麼說，只好一直重複他家鄭性澤是被冤枉的，請大家幫忙讓他回家幫她過母親節這一類的話。
現場直接目擊這樣的景象出現，我承認自己的情緒是憤怒的，但是我也相信，如果新聞會播，報紙會登，那麼這一切我都可以勉強忍受，這必要之惡。
回到原本的感想上，這些想法很瑣碎，沒有條理，請見諒。
在寫這篇文章之前，我腦袋裡首先跳出來的，就是這件事，所以，我也決定以這個部份作為開頭。
我其實決定先為在此次案件中殉職的刑警蘇憲丕默哀。
接著，這十個哭泣的母親節，不只是鄭性澤媽媽的，也是蘇憲丕的媽媽過的十個哭泣的母親節，而且她還要繼續過下去，因為她兒子再也不會回來，她的憂傷悲憤無助（這些都是我猜測的）可能會持續很久很久，希望大家可以記得這一點。
但是不能為了彌補她的創傷，就要一個無辜的人（牢記無罪推定原則）陪葬。就像在「殺戮的艱難」一書中所提到的一個概念，我們不能把死刑當成一個禮物，送給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（還有社會輿論），就算是完成使命。至於他們是不是真的得到撫慰了，我們不管，因為社會大眾滿意了，我們覺得公平正義被伸張了，輿論被撫慰了，這樣就好了。
問題是，那國家政府真正的責任呢？
問題是，公平正義真的被伸張了嗎？
有人說，「覺得最嘴巴說出的話，一點證據都沒有，根本不知道說話人心中和腦袋瓜會想些什麼，而且話語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，它或許是因為被別人脅迫，或許基於人情壓力什麼的，反正有很多原因啦，一點都說不準。覺得把自白當作證物，似乎不太合理。」
我同意一部分，但是如果真的是如此，我們在法庭上，就不需要證人了，因為證人的記憶和證詞，可能會因為時間（重大刑案的偵查和審理基本上應該都會拖上一段時間，如果我的理解沒有問題的話）、上證人席前的模擬，律師檢察官的交互詰問，都會影響（甚至引導）他們的回答。開放式問句和封閉式問句會影響法官、媒體、 旁聽者的心證。他們說的真的是眼見為憑嗎？還是經過設計之後的證詞？但是要說這樣的證詞是完全無證據效力的嗎？透過物證、人證、書證、自白，我們還是可以靠近真相一點，盡可能的還原事件的全貌。
（因為真正的真相在發生的那個時間點過後就消失了。就算還原現場，案發第一時間現場保持完整，蒐證確實，科學鑑識做的無可挑剔，我們還是只能非常靠近真正的真相，而不可能完全知道真正的真相，這是我所理解的現實面。）
我不喜歡把這樣的案子做個人歸因（也許是因為我長期以來接受的教育訓練與對我的影響），但是張娟芬在回答我這個問題時，很誠實的說了一段話（我不完全記得詳細 對話內容，僅列出大概。）：「因為我們說這是一起冤案，所以大眾會很想知道那個被冤枉的人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」 這不是一個讓我滿意的答案，但是我不得不同意。換成是我，現在也想不出其他的說法。雖然我覺得這樣真的，很不好。
社會工作很講求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，以及社會結構與系統的問題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話，其實最根本也最困難的作法，是教育民眾。一個人之所以會變成這樣，絕對不只是他個人的責任，我們每個人都要擔負一部分的罪愆。但是這很難說服大眾，因為大家幾乎都會覺得：「這個人（或案子）會變成這樣，關我什麼事？」
群眾的冷漠、法務部（檢察官）和司法院（法官）之間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，沒有分開的獨立作業，心證在審判之前就被污染（法官一審之前就看過檢察官訊問嫌犯的卷宗），太多案件必須處理而累積的壓力（和績效）......等等。於是，最快的解決方式，嫌犯說我有罪，然後真相就大白，死刑就這樣判下去，乾淨俐落。
（在此感謝任君逸律師回答的那部份，談到現實的實務上的系統面問題。也就是法官、檢察官、警察和鑑識人員之間的默契、矛盾，或說是結構上的不得不然─我不會使用掛勾這個字眼，因為這又把錯誤推給個人的道德與行為，我認為對於這些執法者，無罪推定的原則一樣適用。）
偏偏有一群人很閒，還有一些律師很熱血，他們東西南北找警察和檢察官辦案上的瑕疵，找其他的證據，因為他們查過卷宗看過現場照片檢查過證據，覺得這個案子有問題。回顧回到勘驗現場的錄影帶，鄭性澤一直說我怕、我怕、我怕，反覆講了很多次。如果他真的那麼怕，他怎麼會這麼容易就跟警察說：「對，我有開槍。」
如果我怕得要命，打死我都不會說我有開槍，反正承認我有開槍，而且還是殺警，很高的機率一樣被判死。
鄭性澤大概沒有想到，對檢察官翻供，結果碰了一鼻子灰，檢察官只覺得他想脫罪，不採信這個說法，因為前後矛盾。
我不談刑求，因為很難證明，這誰都知道。
槍上沒有他的指紋，然後說他有開槍，這是哪門子的科學鑑定？
沒有做彈道比對，沒有做完整的現場重建，第一時間送到醫院做腿部開放性骨折治療，還被警察中途帶回去詢問供詞，再回到醫院做健檢，除了一開始的開放性骨折，又增加了其他的傷痕，所以有沒有刑求？不知道，法官不管醫院的健檢報告。
關於此案疑點重重，我不多說案情，下面有連結。我只想說一點心裡的想法，很凌亂，但微薄的希望有人能看完它。
鄭性澤案部落格http://toomuchdoubt-cheng.blogspot.com/
最後，請讓我們複習一下這篇文章：[轉錄] 說個故事給蘇建和案的承審法官們聽
如果沒耐心複習全文，沒關係，我摘錄出文章中和本案關係最密切的一段經典文字：
全世界的冤獄，結構都是一樣的：殘忍的犯罪，聳動的媒體報導，激憤的輿論，先入為主的警 察，代罪羔羊的鎖定，刑求逼供得來的唯一證據──卻是「證據之王」的自白，跟隨警察起舞的檢察官，面對社會壓力的法官。「無罪推定」，從來就不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精神。「給社會一個交代」才是。
2012.5.12（六）母親節前夕，廢死聯盟辦了一個記者會：十個哭泣的母親節～為死刑犯鄭性澤尋求再審的機會
這個感想我想了很久，但是因為張娟芬說我們都不太走撒狗血路線，剛好我的專長就是情緒化、煽動民心、撒狗血（這其實不是什麼好事吧），不過其實心裡一直在run一些冷東西，也不知道怎麼會有這樣的落差。
以上是廢話。
其實記者會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面對一大群人，兩隻麥克風督在鄭媽媽的嘴邊要她多講幾句話，記者很急迫的想得到訊息，但是鄭媽媽看起來很緊張很焦慮、要說些什麼又不知道怎麼說，只好一直重複他家鄭性澤是被冤枉的，請大家幫忙讓他回家幫她過母親節這一類的話。
現場直接目擊這樣的景象出現，我承認自己的情緒是憤怒的，但是我也相信，如果新聞會播，報紙會登，那麼這一切我都可以勉強忍受，這必要之惡。
回到原本的感想上，這些想法很瑣碎，沒有條理，請見諒。
在寫這篇文章之前，我腦袋裡首先跳出來的，就是這件事，所以，我也決定以這個部份作為開頭。
我其實決定先為在此次案件中殉職的刑警蘇憲丕默哀。
接著，這十個哭泣的母親節，不只是鄭性澤媽媽的，也是蘇憲丕的媽媽過的十個哭泣的母親節，而且她還要繼續過下去，因為她兒子再也不會回來，她的憂傷悲憤無助（這些都是我猜測的）可能會持續很久很久，希望大家可以記得這一點。
但是不能為了彌補她的創傷，就要一個無辜的人（牢記無罪推定原則）陪葬。就像在「殺戮的艱難」一書中所提到的一個概念，我們不能把死刑當成一個禮物，送給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（還有社會輿論），就算是完成使命。至於他們是不是真的得到撫慰了，我們不管，因為社會大眾滿意了，我們覺得公平正義被伸張了，輿論被撫慰了，這樣就好了。
問題是，那國家政府真正的責任呢？
問題是，公平正義真的被伸張了嗎？
有人說，「覺得最嘴巴說出的話，一點證據都沒有，根本不知道說話人心中和腦袋瓜會想些什麼，而且話語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，它或許是因為被別人脅迫，或許基於人情壓力什麼的，反正有很多原因啦，一點都說不準。覺得把自白當作證物，似乎不太合理。」
我同意一部分，但是如果真的是如此，我們在法庭上，就不需要證人了，因為證人的記憶和證詞，可能會因為時間（重大刑案的偵查和審理基本上應該都會拖上一段時間，如果我的理解沒有問題的話）、上證人席前的模擬，律師檢察官的交互詰問，都會影響（甚至引導）他們的回答。開放式問句和封閉式問句會影響法官、媒體、 旁聽者的心證。他們說的真的是眼見為憑嗎？還是經過設計之後的證詞？但是要說這樣的證詞是完全無證據效力的嗎？透過物證、人證、書證、自白，我們還是可以靠近真相一點，盡可能的還原事件的全貌。
（因為真正的真相在發生的那個時間點過後就消失了。就算還原現場，案發第一時間現場保持完整，蒐證確實，科學鑑識做的無可挑剔，我們還是只能非常靠近真正的真相，而不可能完全知道真正的真相，這是我所理解的現實面。）
我不喜歡把這樣的案子做個人歸因（也許是因為我長期以來接受的教育訓練與對我的影響），但是張娟芬在回答我這個問題時，很誠實的說了一段話（我不完全記得詳細 對話內容，僅列出大概。）：「因為我們說這是一起冤案，所以大眾會很想知道那個被冤枉的人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」 這不是一個讓我滿意的答案，但是我不得不同意。換成是我，現在也想不出其他的說法。雖然我覺得這樣真的，很不好。
社會工作很講求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，以及社會結構與系統的問題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話，其實最根本也最困難的作法，是教育民眾。一個人之所以會變成這樣，絕對不只是他個人的責任，我們每個人都要擔負一部分的罪愆。但是這很難說服大眾，因為大家幾乎都會覺得：「這個人（或案子）會變成這樣，關我什麼事？」
群眾的冷漠、法務部（檢察官）和司法院（法官）之間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，沒有分開的獨立作業，心證在審判之前就被污染（法官一審之前就看過檢察官訊問嫌犯的卷宗），太多案件必須處理而累積的壓力（和績效）......等等。於是，最快的解決方式，嫌犯說我有罪，然後真相就大白，死刑就這樣判下去，乾淨俐落。
（在此感謝任君逸律師回答的那部份，談到現實的實務上的系統面問題。也就是法官、檢察官、警察和鑑識人員之間的默契、矛盾，或說是結構上的不得不然─我不會使用掛勾這個字眼，因為這又把錯誤推給個人的道德與行為，我認為對於這些執法者，無罪推定的原則一樣適用。）
偏偏有一群人很閒，還有一些律師很熱血，他們東西南北找警察和檢察官辦案上的瑕疵，找其他的證據，因為他們查過卷宗看過現場照片檢查過證據，覺得這個案子有問題。回顧回到勘驗現場的錄影帶，鄭性澤一直說我怕、我怕、我怕，反覆講了很多次。如果他真的那麼怕，他怎麼會這麼容易就跟警察說：「對，我有開槍。」
如果我怕得要命，打死我都不會說我有開槍，反正承認我有開槍，而且還是殺警，很高的機率一樣被判死。
鄭性澤大概沒有想到，對檢察官翻供，結果碰了一鼻子灰，檢察官只覺得他想脫罪，不採信這個說法，因為前後矛盾。
我不談刑求，因為很難證明，這誰都知道。
槍上沒有他的指紋，然後說他有開槍，這是哪門子的科學鑑定？
沒有做彈道比對，沒有做完整的現場重建，第一時間送到醫院做腿部開放性骨折治療，還被警察中途帶回去詢問供詞，再回到醫院做健檢，除了一開始的開放性骨折，又增加了其他的傷痕，所以有沒有刑求？不知道，法官不管醫院的健檢報告。
關於此案疑點重重，我不多說案情，下面有連結。我只想說一點心裡的想法，很凌亂，但微薄的希望有人能看完它。
鄭性澤案部落格http://toomuchdoubt-cheng.blogspot.com/
最後，請讓我們複習一下這篇文章：[轉錄] 說個故事給蘇建和案的承審法官們聽
如果沒耐心複習全文，沒關係，我摘錄出文章中和本案關係最密切的一段經典文字：
全世界的冤獄，結構都是一樣的：殘忍的犯罪，聳動的媒體報導，激憤的輿論，先入為主的警 察，代罪羔羊的鎖定，刑求逼供得來的唯一證據──卻是「證據之王」的自白，跟隨警察起舞的檢察官，面對社會壓力的法官。「無罪推定」，從來就不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精神。「給社會一個交代」才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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